自从拿到“2010南方多媒短片节”纪录片金奖后，他原本安静的生活突然变得“热闹”了。国内外各媒体的采访，亲朋好友师长同侪的各种祝贺，还有来自母校学弟学妹们办的各类校园媒体也不断向他发出 “邀约”，希望能写写这个他们听了很多年的响亮名字——范家驹。每天几十通的电话量让范家驹有些喘不过气来，他必须第一次装得像是一位称职的“公关先生”，学着用他拍片子擅长的“艺术性”去处理纷至沓来的各种“人际”。

    凌晨12点，刚刚剪完片子回来的他，对着电话另一端的《新锐》记者不停说着“对不起，不好意思，很抱歉”之类的词，因为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11点的时间他都用来做片子，所以只能等到夜凉如水的初秋深夜，才能接受记者的采访。

    晚饭吃过了没？这个问题记者不敢问，生怕得到一个否定答案后，会不忍心再耽误他的休息时间让他饿着肚子说这么多话。

    纪录片是一种“客观呈现”，也是他的一门“手艺”

    大学生拍片子的不少，ZUCC就出产过不少学生的优秀短片作品，还有大学生搞“独立电影”的，也捯饬得有模有样。但是拍纪录片，而且还是关于“城市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这样的重大的题材（范家驹参加南方多媒短片节评比的作品《双喜的眼泪》记录的是湖南耒阳尘肺病村的故事）对于一个大学生，如何去拿捏这么重的一个题材，的确让人怀疑。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并以展现真实为本质，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艺术形式。因为纪录片的这一本质特点，范家驹说拍纪录片是最简单的，只需要对客观事实进行呈现，“拍一部电影需要详细的剧本，演员要背台词，还有灯光，服化，动不动就摇臂，独立电影随便弄弄成本至少要100万，而这些，纪录片不需要”。 

    但同时，由于这样一种“客观呈现”的需要，纪录片也是最难的，因为“真相”是不能“编剧”的，“真实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不能提前去计划，很多事物出现得突然并转瞬即逝，需要抓拍，不然消失就没有了。拍摄的时候只能抛弃所有东西，用最直觉的手法”，范家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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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真实”的这种不确定性，所以拍纪录片非常耗时，期间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困难。“下暴雨、交通困难、蚊虫、晒伤、村民设防拒绝采访，采访对象不善言辞”，范家驹一口气数落出好多他拍摄过程中遇上的困难。面对这些困难，他们也只能凭着“随机应变”的心态去克服。


    “我们的剧本里只有人物，没有故事情节，各种分散着的人物圈圈，线都没有连起来，圈圈是隐藏的还是显露的也都不确定。拍摄过程中想问的东西都是脱口而出的，但我们的问题并没有停留在表面。我们把握的是作品艺术上的尺度，而不会去预设剧情。”范家驹告诉记者，片子最初的人物脚本是他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的晚上，一边看球一边把人物关系图画出来的，“画出来之后才发现，原来涉及到的人物这么多，人物关系这么复杂”。 

    湖南耒阳尘肺病村，一个月，三个人，挤一间房，之后还亲赴尘肺病村民打工的建筑工地深圳进行拍摄。加上后期制作，《双喜的眼泪》整部片子耗时两个多月，最终拿下了9月在广州举行的南方多媒短片节纪录片金奖。据说这个奖项是整个短片节里分量最重的。 

    关于纪录片，范家驹说这是他的一门“手艺”，“‘艺术’和‘手艺’是不同的，纪录片是基础，做它是为了练手、实践，这个圈子其实是推崇‘天赋’的，而我天赋不足，需要熟能生巧，所以现在现在只能把它当手艺来做。”


    对生命的思考其实一直在继续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的这句名言揭示了纪录片在人类精神文化世界的重要地位。这也是《双喜的眼泪》带给世界的意义。虽然它只是一部8分钟的短片，但在这短短8分钟里，浓缩的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不容回避的问题。 

    “改革开放，GDP不断往上窜，城市化进程带来了中国400万的建筑工人，随着一幢幢高楼的拔地而起，各种建筑工人的职业病也跟着来了，尘肺病就是这个时代特有的产物。”范家驹从2009中国的十大新闻之一“开胸验肺”说起，一直说到自己是如何确定要拍摄这个选题，期间列举了各种数据和事例。经历了两个月亲身体验和思考的他，俨然成为了尘肺病知识上的“专家”。 

    如果拍故事片是“从无到有”地建筑一个世界，那么纪录片就是“从有到有”地再现一个世界。拍记录片最大的特点是在消耗自我，因为你在陪别人生活，自己的生活被放到了最低的位子，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真相往往令人不忍触碰”，当选择了“尘肺病”这一主题，范家驹和《双喜的眼泪》要一起面对的，不仅仅是会接触到最中国广大农村这片土地上最活生生的现实，而且还还要承受在面对现实时的“无力感”。 

    中国目前有400万建筑工人，这个数目还在不断增加。他们都是沉没在社会底层最不起眼的小人物，就像生长在大地上的小花小草，不为人知却又漫山遍野。一部纪录片，并不能改变太多现实。《海豚湾》的导演Louie Psihoyos曾把自己这种感觉称为“无力感”。面对这样的现实，或许所有纪录片导演都会感到这种强烈的“无力感”。 

    最初进入尘肺病村，范家驹和同伴们假装自己是做暑期调研的大学生，骗村民们说拍个片子回去用来做防治尘肺病的知识宣传片。那时候的他，或许还是将自己置身事外，对整个村子不断失去的生命，以及那些家庭的悲伤，他并不能真正感同身受。 

   直到住进一户患尘肺病村民的家中，和他们一家人朝夕相对，镜头每时每刻记录着这个家庭的一举一动，亲眼目睹一个生命如何从鲜活变凋零，就像一个原本新鲜的苹果，水分在一点一点失去，最终干瘪腐烂的过程。范家驹和他的镜头一起见证了这个过程，平静却又令人心如刀割。 

    范家驹说，经历过这次拍摄，他开始思考有关“生命的尊严”的问题。“没做这个选题前，我对生命的尊严只有数字概念。马尼拉死8个人，矿难死几百个人，经过量化后的生命，对我来说概念都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亲身处在那儿，就算这个数字是1，都让人承受不了。对于生命的尊严， 1个跟100个是一样的。这痛苦不止停留在逝去生命那一个人，这种痛苦会一直延续，所有他的亲人朋友都将承受这种痛苦。”

    生命凋零，悄无声息。这是一个内质很尖锐的问题，《双喜的眼泪》完成了，但范家驹说，他对生命的思考其实一直在继续。


     “名利拖垮身体，却前赴后继”

    范家驹最近的个人签名里写着：“名利拖垮身体 却前赴后继。。。”这或多或少的确是他现在的一种生活状态。他并不避讳自己真实的内心，“我参赛是为了拿奖，拿奖是为了奖金，也是为了肯定自己。”当记者问他为什么时，他只用一句话就堵得记者哑口无言：“没有钱，怎么拍片子？” 

    的确，在中国，纪录片的生存状况步履维艰。不像欧洲国家，中国的纪录片没有形成自己完善合理的产业体系，缺乏各种有效的扶持途径，几乎纯粹是靠个别人的“个人意志”在支撑。“纪录片生存环境不好，很不好，所以需要拿奖，需要有资金去维持，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拍片子就是烧钱，没有钱就没办法拍片子。” 

    同时，范家驹还有自己另外的考量。这些奖项的评委都是国内外专业的电影人，如果能够获得他们的认可，也代表自己的作品的确达到了一定水准。这是实现自我肯定的一种方式，也是促进自己艺术创作水平提高的一种途径。张艺谋当年也是凭借几部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大奖才走入公众视野的。陆川的一部《可可西里》不仅让他上位，也让原本只能自我消化的“无力感”得到排遣，在这个社会上激起一丝涟漪，或许真的能为改变无力的“现实”做出一点努力。 

    “当然我不会沦为只为奖项生存，拿奖能让我知道自己是好的，自己可以走更远，这能让我更坚定自己的艺术风格，也更有动力继续坚持下去。但是我们并不能左右奖项，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去向那个奖项所代表的高度靠近，我能左右的是自己。” 

    双喜的眼泪是一部题材很好的作品，范家驹也说，不管谁拍，这个题材本身已经是是“金奖”的高度。“但是在创作过程中并不知道做出来会怎样，只能靠自己拿捏，刚做完寄出去比赛时觉得比想象的要差那么一点。” 

    范家驹对自己已经获奖的作品似乎并不满意，他准备精心做几个时长更长的版本去参加国外的一些电影节。“《双喜的眼泪》只有湖南2个人的一半的故事，我有大概8个人的故事 分布在湖南和深圳，70分钟的片子名字叫《尘肺》，昨天刚有一个20分钟的版本做好今天已经寄往葡萄牙和黑山了。” 

    现在每天早上8到到晚上11点，范家驹都在为这个“70分钟完整版”奋斗，“十一”他的团队还会再去深圳补拍。 

    更多人或许会把“热爱”这个词解读为“骨子里执着”，不执著则算不上真正热爱。但是范家驹却说，执著也好，热情也好，都是很容易消失的。“热爱必须付出，持续付出，但热爱是持续不久的。”一些硬生生的现实不容回避，比如“年纪不小，赡养父母”，所以他对“热爱”的最终解读是——对理想要有正确的热爱，每一步都要踏准，踏准了之后还要踏实。

    范家驹说自己从小到大没有一步踏准的，在我们看来或许是谦虚的戏言，但是个人内心的得失衡量，也只有他自己能做判断。


    最重要的是你是否知道自己要什么


    范家驹很喜欢说“影像”这个词，他把包括纪录片在内的所有题材都统称为“影像”，并说这是他热爱的事业。在同龄人中相对已小有建树的他，却坦言影像创作并非是他最爱的事业。小时候他的理想是做科学家，“不知道怎么的就走到现在这条道上来了”。 

    “除了电视台，我的大学可怜的一无所有，除了一个个片子，我无法解释我的时间的流逝”，这是他对自己大学四年的总结，写在他最新的一篇校内日志里。 

    今年6月刚大学毕业的他，毕业之后一直很想证明自己。但是刚毕业那段时间，他经历了超过他之前22年人生中所经历过的所有混乱，用他的话说，那就是“居无定所，超级狼狈。”6月毕业，学校寝室不再让他住，一大堆“垃圾”要从寝室领走，对自己该去向哪里一无所知，舟山东路的出租房又全满了不给包租。于是他去蹭朋友的房子，过了一个星期人家还没赶他走，他自己先觉得不好意思了，于是又换了一个朋友继续蹭。直到现在和一个朋友一起在杭州合租了房子，他已经连换了3处住所了。

    回忆起那段不算长的“漂泊”时光，他并不后怕，他觉得那段时间自己是在等待，“等待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并不是消极地在等待，我知道这种等待会有结果，冥冥中我总觉得也有东西在等待着我。” 

    对于这样一种不可言说的“等待”，笔者自作解人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能量的蓄积”，如同弹簧的弹性势能，当他把自己的生命弹势沉到最低的时候，反而势能最大，能弹得更高。

    果不其然，这场等待在经历了无数的内心煎熬后，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随后金华青老师的出现，《双喜的眼泪》这个片子的拍摄机会，以及这完全在计划之外的纪录片金奖，一切都如同水到渠成，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在“毕业”这个人生分水岭上，范家驹显然做出了日后不会让自己后悔的选择。 

    “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要什么”。对待自己今天取得的成绩，范家驹一言以蔽之。范家驹说他身边有许多人其实并不清楚自己究竟要什么。“如果你想赚钱你就去创业；如果你想求安稳就去考公务员；如果你想有更好的发展就去考研、出国；如果你想要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就坚持你那看似飘渺但远大的梦想。但是其实很多人对这些的想法是混乱的，他们一边想要求安稳，不想承担各种风险，但是他们却又要鄙视考公务员，或去羡慕那些并不是他们要追求的东西，这完全是对自己的需求认知不清。”

    关于接下来的打算，范家驹说：“我现在不能告诉你”，“等我做到了再说，不然就是说大话。”但是他说光有大的梦想是不够的，还要有储备。

    对范家驹来说目前他最缺的知识储备是英语。因为英语不好，他与许多机会失之交臂。就好像不久前纪录片专业制作公司美国探索频道（Discovery）要招一个实习生，他有机会去，但是因为过不了语言关，所以就失去机会了。接下来范家驹会把很多精力放到补英语上，“如果英语说得好，到葡萄牙参加评比，能跟评委直接沟通想法，说不定就找到人投资我的下一部作品了。” 

    对于自己要什么，这个88年的摩羯座男生心中似乎已很明朗，我们能做的只有祝福他。